如今,就怕过年。过年就意味着又老了一岁。不像儿时,那么急切地盼望过年。

　　儿时,像我这样在农村长大的人来说,家庭条件好的不多。平时吃的是粗茶淡饭,惦记着只有过年那几天能吃上好的,比如猪肉,比如饺子,还可以痛痛快快地玩几天,当然还有那些只能在过年时才有的神秘仪式……

　　那时的我,一进腊月就开始惦记着年了。总在心里不停地念叨着奶奶教的那句顺口溜:二十五扫尘土,二十六烀锅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我几乎每天都扳着手指计算着,还差几天过年。

　　“过上腊八就是年”。按照东北的传统,过年其实要从腊八开始。老人们常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所以,那天的饭食里,用黄米做成的黏米饭是不可少的。据说就是为了防止冻掉下巴用吃黏米饭的办法把下巴粘住。如果那天长辈额外“开恩”的话,还会在黏米饭里拌上那时的特产——散装的粗粒白糖,另外还可以加些荤油,那香甜的味道和黏黏的口感,简直就是人间美味无以言表了。

　　过了腊八,还要熬上半个月才是小年,东北人喜欢在一些专有名词上加个儿化音,一般都把这天叫做“小年儿”。这一天的早饭和平时一样,小米饭或者玉米饼子。母亲是个勤快人,这天还会熬个白菜或者是萝卜的菜。晚饭嘛,当然就是那盼望已久的饺子。那时饺子的馅儿,也不像现在这样种类多,一般都是酸菜馅儿的,条件好一些家里的可以是芹菜加一点猪肉的。当然,我家就是酸菜里放些荤油,肉是舍不得放的,一般留到过年那天才会吃的。

　　那天最重要的一个神秘仪式就是“辞灶”。所谓的“辞灶”就是把贴在土锅台旁边的一张画着灶王爷的纸烧了。那是一个很庄重的仪式。在饺子刚刚出锅时,奶奶把那热腾腾的饺子放在那张经历了一年烟熏火燎早已泛黄发黑的“灶王爷”前面,有时还要买来些好一点的糖供在灶前,大概就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为这家人多说些好话。奶奶还会在“灶王爷”前烧上几张黄纸,带领全家磕上三个头,然后把那张画着“灶王爷”的纸在灶门前烧掉,就算送“灶王爷”升天了。此时,奶奶还不停地念叨着:“灶王爷呀,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这就算祭灶完毕了。一般要等祭灶完毕了,才可以吃饺子。我那时刚刚磕完头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放在炕上的饭桌旁,拿起筷子狼吞虎咽吃起饺子来,没等大人们说“小心点儿,别烫着”时,五六个饺子早就下到肚子里去了。

　　在年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那就是爷爷领着父亲和我去坟地给祖先上坟。上坟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过年了,烧几张纸、磕几个头,感谢祖先的保佑,一年又平平安安的过来了,家境虽和上一年相比依然没有多少改变,但从老到小身体挺好,祈求祖先保佑来年出个好年景,让拮据的日子能宽松一些。

　　过了辞灶日,年就要到眼前了。

　　在我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熬着熬着,终于熬到了过年。这天早上,我会比以往起来的早一些,有时是天还没有放亮就起来了,目的只有一个,想在村子里第一个把鞭炮放响,图个好的彩头。那时的鞭炮远没有现在的样式多,最常见的无非就是只有一扎来长小鞭儿和用红纸包着的“二踢脚”。

　　早饭后,一个重要的仪式要数贴对联儿了。那时在集市上是没有卖对联的,过年的头一天父亲会找村子里的文书或毛笔字写得好的“老饱学儿”给写。饭后刷完了锅,母亲就在锅里用一点白面熬一种叫浆糊的东西,用来贴对联。那时的天异常地冷,贴对联对小孩子来说绝对是个苦差事,因为贴对联要求把浆糊涂匀,贴的时候速度还得快。如果速度慢,当把涂好浆糊的对联拿到外面还没等贴在门上时,浆糊就已经冻上了,害得还得重新再涂上一层,有时为了贴一副对联得往返好几回。当我好不容易把对联贴在门上回到屋里,小脸儿早就冻得通红,手指发麻都快失去知觉了。

　　过年这天下午,奶奶和母亲负责包饺子。爷爷、父亲和我就会把尘封了一年写满祖先名字的“家谱”请出来了,恭恭敬敬地挂在北墙上。在家谱前摆着香炉和红色的蜡烛,另外还得放一小块肉、一小把粉条、一块儿涂上了红颜色的豆腐等东西,算是供品。虽然较为寒酸,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那也是拿的出手的好东西了。把供品摆好后,父亲把屋子里的门全部打开,家里所有成员都恭恭敬敬地站在门的两侧,准备迎接祖先回家。那时的我,早就把几个“二踢脚”粘在院子里的冰上。当父亲看家人都站好了说“开始放吧”,我迫不及待地拿着一头带有火星的木棍把“二踢脚”点燃。那时的我确信,当“二踢脚”第二个响过后,祖先们就已经骑着高头大马前呼后拥地从另一个世界回家了。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因为我年龄小,是不惯熬夜的,吃过晚饭就睡觉了。大约在午夜十一点左右,母亲把我叫醒。把早已准备好的新衣服给我穿上,此时的屋子里通亮通亮的,早就点上了平时舍不得用的“保险灯”(也不知道这么写对不对)。家谱前的蜡烛也点了起来,照耀得家谱上祖先的名字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这个庄重的时刻是绝对不许高声说话的。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在祖先面前说话要轻声,要说吉利话儿,千万不能说出“完了”“没了”等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乎一家人来年的运道。

　　那时做年夜饭只能拉着风箱(风箱,是东北地区常用的一种木质手动类似箱子的吹风机),要烧最好的柴。那是在冬天里,爷爷和父亲上山搂(读一声)的柴禾或者到山上看到有枯死树,把它拽回来,用斧子劈好,就等做年夜饭时烧火用。因为柴火好,灶坑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白色的蒸汽汹涌地挤出门外。看着水烧开了,母亲就把早就包好的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等饺子熟了,母亲盛了几小盘,放到家谱前。爷爷、父亲和我就跪在家谱前,烧上几张黄纸。烧完后,我就到院子里把准备好的鞭炮点燃,在鞭炮“噼噼啪啪”的声音里,我和父亲回到了屋子。到此时所有神秘的仪式就算已经结束了。屋子里打破了刚才的宁静,早就充满了欢声笑语……接下来就是我们凡人的庆典了。

　　在吃饺子之前,晚辈照例是要给长辈磕头的,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当我跪下给长辈磕头时,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赶紧上炕吃饺子吧!就在这鞭炮声里,全家人坐在热乎乎的炕上围着桌子,轻轻松松地享用着一年来自己辛勤的劳动成果、享受着阖家团圆的天伦之乐。

　　如今,虽到如秋的中年,早就过了那个容易激动的年纪,但每当大年夜,看着城市里闪亮的霓虹和漫天“盛开”的烟花,我依然会想起那挂小鞭、会想起那张冻红的小脸、那些渐渐消失的神秘仪式,会想起早已过世的爷爷奶奶,以及那个渐行渐远清晰且又模糊的童年。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