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种“灭门案件”不断进入公众视野:甘肃徽县的白某杀死同村村民全家4人,湖北随州的魏某杀死妻、子、女3人,四川珙县的郭某杀死妻、子、岳父母4人,北京大兴的张某杀死朋友一家和朋友的女友共5人……每一桩人伦惨剧的发生,都会在公众的心中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缘何在我们这样一个素来讲究以和为贵的社会,暴戾之气却如此弥漫?《天注定》这部影片为我们窥探恶性事件的罪魁祸首打开了一扇窗口。
《天注定》用四个独立的小故事,讲述了在经济化浪潮的侵袭下,四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或被迫或自愿作出一系列违背法律与道德的行为:大海认定村长与客商勾结卖掉了村里土地,曾经说好的分红也没有兑现,一直讨要说法,却屡遭碰壁,最终开枪杀人;三儿随身带着枪四处浪荡,冷酷无情地抢劫杀人,乐此不疲,并将这一切解释为“听到枪声才不觉得无聊”;小雨爱上了有妇之夫,并期待他能够与原配离婚和自己结婚,却在无尽的等待中被桑拿店的客人凌辱,激愤之余杀人;小辉来回流转于南方的各个工厂之间,生活看不到一丝生机,母亲一次次催着要钱,不堪其扰,纵身从楼上跃下,用绝望的姿态告别这个世界。
四条平行的主线、四个孤立的事件、四个独立的人物,看似没有交集,但是倘若将故事情节置于宏观视角来理解,孤立事件背后其实又有着共同的特点:事件主人公均为社会底层人,事件主要内容均是通过暴力来表达诉求。最为关键的共同点在于:导致冲突爆发的临界点,往往基于一个看似再普通不过的理由。
当大海举枪瞄准会计时,本意只是通过恐吓,让他写下村长贪污的材料,但会计似乎吃准了大海的虚张声势,反而讥讽他“看你那怂样……”话音未落,子弹出膛;当衣着破旧、寡言老实的三儿在全村人面前向老母亲磕头时,谁会想到他是一个以“开枪杀人打发无聊”的冷酷至极的杀手;当狂妄蛮横的客人用钞票一次次扇小雨耳光并恶语谩骂时,何曾料到这会让看似温顺的服务员举刀相向;当小辉的母亲在电话里一遍遍抱怨他不及时打钱回家,一遍遍质疑他是否乱花钱时,何曾想到,这会让儿子从四楼纵身跃下?
事实上,反观现实生活中的恶性案件,引发暴力的诱因也非常简单:白某仅因为喝酒时受到言语羞辱、魏某仅因为怀疑妻子有外遇、郭某仅因为妻子提出离婚、张某仅因为喝酒时发生口角……这些平日里稀松常见的“小过节”,却成为触发恶性事件的开关。或许,除了行为人自身偏执性格缺陷的主因之外,更多元化的原因需要我们往更深层次去探寻。从电影当中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四个引子:社会的冷漠、亲情的缺失、交流渠道的匮乏以及法律的缺位。
当大海在机场要求贾董事长说明情况时,刚才还热热闹闹的现场,瞬间冷清下来,每个人都默不作声。而被暴打之后,周围人却饶有兴致地戏谑他。申诉无门所积聚起来的怨恨,在招致周围人冷嘲热讽的时候,瞬间被释放。当母亲寿宴过毕,公正的大哥将所得贺礼分给三兄弟,即便是剩下的九根香烟,也在三人之间公平分配。在贫穷挤压下的亲情,被异化为赤裸裸的物质利益,造就了一颗对待社会冷冰冰的心。当小雨遭到原配殴打,试图和母亲商量“自己再不去那边工作了”,母亲却因为她提起了父亲,而不耐烦地打断她“别跟我提他”,母亲自己的婚姻已是如此不幸,哪里有精力来关注女儿苦闷的内心世界呢?层层重压却无处释放,早已让疲累的心不堪重负;电影中的工伤事故发生后,责任任由老板在工人之间“分配”、茫然的小辉随意跳槽、色情场所的生意风生水起……
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法律的影子。当法律不能作为时,强权与暴力就占据了绝对的席位。以至于出院的伤者,第一个寻求的补偿对象不是《工伤保险条例》,而是逃避责任的小辉。爱情幻化为泡影、工作流离失所,种种压力之下,家人催要生活费的电话成为压垮小辉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些一连串的孤立事件不断上演时,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正如导演所言:单个的故事会显得过于戏剧性,过于偶发性,只能是社会很小的一角。而几个故事连缀起来,才见得暴戾而荒谬的画幅。
固然,尽管此时的法律看似缺席,但这里却不是法律真空地带,触犯法律者终究会受到法律制裁。然而,仅仅进行事后的以暴制暴还远远不够,如何建立有效的纠纷处理机制,在案发前积极捕捉预警信号,通过理性的引导和有效的防控,来平息这些随机产生的冲突引子,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间实现平衡,才是对我们智识水平的真正考验。
窃以为,司法机关应在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积极主动摸排、化解矛盾纠纷、消除社会积怨的基础上,将关注重点放在案件办理当中的特殊人群心理回归之上,必要时联合社会有关组织,有针对性地做好案后回访、心理疏导和社会干预,为他们自身以及家庭畅通一条理性表达诉求的渠道,为那些生活失意者的不良情绪开辟一道合理的出口,避免悲剧发生。诚然,相较于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这些措施还远远不够。但是,只要能够减少哪怕一次类似的恶性暴力事件,于整个社会而言,或许都是一个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