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人注目的是，中央财经委第六次会议首次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概念，指出要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内陆开放战略高地。有舆论认为这标志着以成都、重庆为核心的成渝城市群有望成为继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之后的“第四极”。这一重大决策部署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深远的，尤其是伴随“成渝地区”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提速，客观上深刻呼唤着与这一战略性举措相因应的中国式城市治理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城市之治”是“中国之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城市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载体，是推进社会进步和实现民众美好生活愿望的强大引擎，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化率逐年提升。据中国社科院蓝皮书披露，2019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这一关键节点。人口日益向大城市聚集，这是世界城市化历史进程的一个客观现象。按照一般规律，特别是在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指引下，我国城镇化率还将节节攀升。与此相应，我国城市化水平必须同步跟进，在已有实践基础上创新探寻中国式城市治理之道。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讲就是，“我们创建国际一流的城市，要有一流的治理，我们要为此再进一步努力”。

　　坚持制度自信，探索中国特色城市治理新路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新时代我国城市治理问题及其解决之道，本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的内在组成部分。因此，审视和回答我国城市治理问题，就像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治理体系一样，必须自觉地立足于中国大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一是要清醒认识我国数千年来的农耕社会传统，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现象至今犹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快速工业化以及后来的市场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农民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印记，而以户籍为标志的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现象也日益引起关注。

　　二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要求我们必须适应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深刻变革、交往形式和思想观念日益多样化等趋势，与时俱进地转变治理理念、创新治理方式，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三是在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刻互动下，我国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以“交往形式”为基本内容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而建立在社会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包括管理方式、政府职能、机构设置、体制安排、运行机制、人员素质、价值观念、服务方式等势必也要及时更新，否则，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政府难以实现有效的管理和服务，社会包括城市将陷入无序和失效，反过来将极大地消解政府的施政地位。

　　四是我国城市化率不断提升，城市群效应日趋明显，既要积极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城市治理的经验和做法，更要坚持制度自信，积极探索中国特色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形成真正具有内生性、实践性和操作性的治理体系。

　　坚持党的领导，打好城市治理这场硬仗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为当代中国城市治理、走向城市“善治”提供了基本遵循和努力方向。这个新表述，与以往相比多了“民主协商”“科技支撑”两个要素，显示了党和政府社会治理理念的丰富和发展。在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机结构中，“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以及“民主协商”居于统领和支配地位，这是我国社会治理理念及其体系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点，需要我们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深入理解和把握。

　　在西方国家，国家与社会在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转中本质上是二元分裂的，所谓“强社会”“弱政府”，这与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是社会统治结构内在相连。西方国家“政府”是社会契约的产物，是众人让渡部分个人权利的结果，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人们对其抱着与生俱来的不信任感，因此希望“政府”的权力越小越好，最好是不要干涉以“原子化”的个人为基础的社会运行。而与此同时，“社会”作为国家的社会基础，以个人为本位，以城市社区和行业协会、民间社团、非政府组织等形形色色的组织为细胞，自治性、自我服务性较强。西方国家政党轮流执政，上台的政党兑现的是对部分选民的“承诺”，作为整体的社会公众利益则不在其视野之内。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西方社会日益呈现出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族群对立等乱象纷呈的一个深层症结。

　　在我国，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人民当家作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等决定了根本不同于西方的社会结构及其治理模式。历史上的中国推崇家国一体、家国同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暗合的就是这样一种逻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因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能辩证处理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等矛盾关系。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如此，“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也是如此。

　　对于包括日益紧迫的城市治理问题等社会领域的深刻变迁，党和政府责无旁贷，必须切实发挥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带领人民群众打好城市治理这场硬仗。近年来，不少地方在实践中推出的“党群服务中心”，不仅打通了基层党组织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也充分展现了党和政府勇于担当、锐意创新、奋发有为的良好形象。

　　坚持改革创新，推进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是关系上海发展的大问题。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这不只是针对上海城市治理讲的，也是面向全国提出的要求。

　　首先是领导有力。党的十九大报告号召全党同志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要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广大基层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担负着领导社区治理的重要职责，要把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宣传好，把社区居民和单位组织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治理问题，无疑是摆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面前的严峻挑战和重大考验。正如“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执政这一关”，道理应该同样适用于城市治理问题。

　　其次是保障有力。面对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现代城市治理问题，必须把握规律、更新观念，瞄准前沿，充分运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和互联网思维开展城市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提高城市治理水平，一定要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

　　三是举措有力。现代城市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人”处于这个复杂巨系统的灵魂和核心位置，一切治理举措都要围绕如何创造城市美好生活展开。“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让群众过得更幸福。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老百姓说好才是真的好”。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上来，这一点落实在城市治理上就是千千万万城市居民的就业、出行、就医、教育、住房、养老、治安等基本公共服务问题。老百姓最关心、最期盼的就是城市治理的“痛点”所在。我们的治理理念及其举措就要切中肯綮、因地制宜，坚决摒弃和杜绝治理上的一切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这方面，要求“政府要创新城市治理方式，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实现活力与有序的动态平衡

　　能否实现活力与有序的动态平衡，是衡量社会自组织系统运行状态的显著标志。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是如此，城市治理、社区治理、乡村治理等莫不如此。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受封闭状态的影响和制约，社会的稳定有序是以活力、创造力的相对匮乏为代价的，因而是不可持续的。改革开放时代，我国城市治理是在与外部世界相联系、持续互动而不是相隔绝的状态中进行的，因而是一个自主开放的系统。如何实现现代城市这个自主开放复杂巨系统的有效治理，达到有序运转与激发活力的动态平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量身定做了科学的实施方案，这就是“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治理新路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依法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和源头治理的要求，与“三治融合”的治理理念是根本一致的。总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要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由于国情的差异和治理目标的不同，在城市治理上，尤其是在社区治理上，对于西方“公民社会”那一套决不能盲目照搬，对于西方非政府组织的一些做法更要明辨是非，切忌“拿来主义”。面对我国当下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党委和政府应充分发挥包括志愿者服务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作用，依法开展公共服务工作，实现社会的广泛深度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文章来源：《成都日报理论周刊》）